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的浙工新村小区搞了个“大事情”，一时之间引得社会大众对此议论纷纷，话题不断。
浙工新村位于杭州市拱墅区潮王路，是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地段良好、交通发达，但房龄太高，房子又旧，存在许多安全隐患。
2023年8月，小区内548户居民自筹4.7亿元资金，下决心要对浙工新村进行改头换面。过去，对于老小区而言，拆迁或许是常见的改造方式，而浙工新村却采用了原拆原建的模式，由居民投入、政府补贴，是浙江第一个城市危旧房有机更新的试点项目。
在浙工新村改造的过程中，存在着哪些困难和问题？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对此，《法治日报》记者展开了深度调查。
2月20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记者来到浙工新村施工现场，看到四周都被绿色钢板围挡着，塔吊、卡车和挖掘机同步作业，各种机械碰撞的响声回荡在这片空地上。
年前刚来时，这里还是一片平地，如今慢慢的开始陆续进行各种施工项目。在围栏外，记者遇到一位年轻工人小高。他和记者说，目前浙工新村正在进行桩基施工和地下室围护工程。
在去年11月正式施工前，浙工新村还是由14幢多层楼房组成的“老破小”。其中最早的一幢单元楼建于1983年，其余13幢均建于2000年之前。在多年前，浙工新村中的4幢房子就被判定为C级危房。
“之前遇到台风天气，社区的人就会组织我们出去住宾馆。”在“危房”居住多年的浙工新村老业主、94岁高龄的浙工大退休教师鲍老师告诉记者。
在浙江，像浙工新村这样隐藏在城市中心，经过岁月的洗礼变老、变旧甚至是成为危房的小区还有很多。
嘉兴平湖市的银都景苑小区，是个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小区。因路面狭窄、地砖陈旧，居民滑倒和车辆剐蹭的事故时有发生，居民们也常向小区物业公司吐槽和抱怨墙面漏水、停车位不够；金华金东区东关老旧社区内的小区建于20世纪90年代，是典型的老旧区块，楼道“牛皮癣”、空中飞线、基础设施陈旧、停车难停车乱等“顽疾”长期困扰这里的1000余户居民；台州黄岩区的9个老旧小区，由于建造年代久远，出现外墙瓷砖脱落、道路破损、路灯损坏、停车难等诸多问题……
普通房屋的使用的时间为50年，跟着时间推移，房屋必然会出现老化、危旧，对居民的生活起居造成消极影响。因此，老旧小区的改造重建，成为一项非常关注的民生工程。
然而，改造并不是给斑驳的墙壁重新刷上油漆，也不是把老建筑一拆了之那么简单，而是对水电气路、光线、管网的全面改造，还要加装电梯，配建停车设施、养老设施等。由此可见，其成本投入是非常高的。
同时，由于涉及众多业主的利益，旧改过程中的协调工作并没那么容易展开，整个项目甚至有可能因为部分业主的反对而停滞不前。
早在重建之前，浙工新村就因危房问题受到过不少关注。2015年，原杭州下城区政府就曾提出过对浙工新村所在区域的危旧小区进行推倒重建，但由于种种原因，后续不了了之。2018年，针对浙工新村的危改问题还进行过一次“入户民意调查”，最终因为同意率未达90%，重建计划再度被搁置。
直至2023年5月，杭州发布《全方面推进城市更新的实施建议》，要求针对危旧楼房、老旧小区、既有住宅片区等落实安全风险隐患消除、功能设施完善、居住品质提升。同月，“浙工新村居民主体的城市危旧房有机更新(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公告”发布。
由此，浙工新村成为浙江省内首个采取自主更新模式进行重建的危旧房小区，顺利开启了改造之路。
早年间，拆迁是较为常见的老小区改造模式。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拆迁不仅不用掏钱，还有钱赚。
对于近年来兴起的“原拆原建”“有机更新”模式，很多人都持质疑态度，不愿轻易尝试，因此一些老小区改造失败的例子也时有发生。
温州蒲鞋市街道的双井头新村，几年前就被鉴定为危房，是温州市比较老的一批小区。2021年5月21日，蒲鞋市街道组织召开小区改造居民意见征求会，最终因部分居民不愿意支持，这批小区的原拆原建计划被迫终止；2022年，浙江宁波海曙区一老小区因居民同意收购意愿未达到100%，拆迁改造计划被迫中止；同年，浙江嘉兴的金都景苑老小区在改造时，因低层住户不同意加装电梯，也引发了一些风波。
根据公示，浙工新村业主承担的改造费用为1350元/平方米，打个比方，一套80平方米的旧房，改造成本为10.8万元，如果业主没有购买车位和扩充面积等别的方面的需求，只需支付10万余元，就能够得到一套新房。
通过咨询“贝壳找房”的中介，记者得知，目前浙工新村所在地区的二手房成交参考均价为每平方米3.2万元至3.4万元，相比之下，浙工新村的业主们只需承担改造费用就能得到一套新房，无疑是划算的。
当然，如果加上面积补差和置换增加的面积及对车位的需求，支付金额就要往上走，往往高达几十万元，为此很多居民不愿承担这笔费用。
作为浙江第一个城市危旧房有机更新的试点项目，浙工新村的改造模式似乎过于“新潮”，一时之间也让部分业主没办法理解和接受。
2023年6月启动重建签约期间，一些业主因对自主承担改造费用有质疑，对政策、后续居住问题存在顾虑，没选立刻签约，6月22日，签约率为85.4%。随后4天里，仅签约了28户，浙工新村的重建计划似乎再度遇到瓶颈。
“一开始，我就是不同意的那一批人，主要是我年纪大了，不想搬来搬去的，多麻烦呀。”86岁的浙工新村业主胡奶奶也是浙工大的退休教师，起初她对重建这事儿并不乐意，但周围的很多老邻居倒是持支持意见。
“这次情况与之前不太一样，群众希望重建的呼声更强烈，配合度也更高。”朝晖街道党工委书记李骃坦言，此次“破冰”的难点不在主观意愿，“一些没有签约的住户其实也同意重建，但确有现实困难，对搬迁有顾虑”。
为推进签约进程，拱墅区按照“一楼幢一代表”成立居民代表自愿有机更新委员会，由13名代表配合开展意见收集、沟通协商等工作，连续发起6轮的入户走访。
“针对存在政策疑虑、遗留问题等的重点住户，我们联动法律服务机构、基层调解团队上门服务，从区内房源调剂到帮助搬家，能想到的都做到了。”李骃说。
胡奶奶和记者说，当时社区工作人员和她熟悉的老邻居们一趟趟地上门给她做工作，帮她算账，还耐心细致地讲政策、摆道理，时间久了，胡奶奶也想通了。“政府搞建设是为了老百姓嘛，所以最后我还是同意了。”
在街道社区和居民代表们的积极推动下，浙工新村的重建得到了绝大多数居民的信任和理解。
历时84天，浙工新村的重建签约率在当年6月底达99.82%，重建项目被一致通过，浙工新村也正式踏上“重生之路”。
据了解，整个小区的更新费用约为5.3亿元，其中居民自筹资金大约4.7亿元。548户居民积极出资，承担了大部分费用。
以往的旧改或拆迁，一般都是由政府出钱兜底，而浙工新村的有机更新则采用了居民自主的模式，主要出资人和责任主体都是居民。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蔚文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浙工新村自主更新由居民出资、担任改造责任主体，不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效率。
张蔚文认为，浙工新村内的居民们大多是浙工大的退休老教师，相互熟识，形成了熟人社会，居民之间容易达成共识，采取集体行动。浙工新村居民们成为改造的责任主体后，自发组织配合政府进行规划、建设，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避开或者减少冲突，对于城市稳定发展、更新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像这类熟人社会形态的小区来说，由居民出资、担任责任主体的改造模式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除了居民自身的努力外，政府的支持，也是浙工新村这类老旧小区能够顺利进行重建的重要原因。
为全方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近年来，浙江省人民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方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结合浙江省实际，提出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建议，其中优先提到了建立改造资金合理共担机制，不但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还要引导小区居民出资，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同时，要强化基层治理、发挥小区关联单位和社会力量的作用。
去年5月，杭州发布《全方面推进城市更新的实施建议》，明确快速推进危旧房改造工作，全方面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改造的具体任务。
拱墅区政府积极做出响应，在浙工新村重建项目中扮演引导、牵头的角色，联合社区力量，对居民出资一事进行循循善诱。
拱墅区委充分的发挥党建引领统筹机制，围绕改造方式、户型选择、交付方式、装修标准、车位需求等方面开展了20多次走访调研；在腾房阶段，朝晖街道为居民提供拍摄全家福、搬家志愿帮扶等暖心服务，并安排小区专员、党员群众骨干与142名85岁以上老人结对，并提供个性化过渡方案，满足群众日常居住需要的同时，提供精细贴心服务，真正把工作做到点子上、做到群众心坎上。
2月22日，记者来到距离浙工新村仅九百多米距离的潮王人家小区，这里绿化面积大，儿童游乐设施、锻炼器材、橡胶篮球场等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环境品质良好，一部分浙工新村业主在重建项目启动后便被安置在了这里。
走入其中一栋单元楼内，记者敲开了浙工新村老业主、退休近40年的鲍老师的家门。
据鲍老师回忆，当初自己是最早一批同意签约的业主。“这次重建是政府牵头的，街道、社区的人上门谈了好几次，问同不同意，扩大多少面积，然后签约，评估补偿……像我们年纪大的，租房子太不方便了，(政府)就把这边空房免费给我们住。”
鲍老师还称，在她所住的这栋楼内，还有很多跟她一样从浙工新村搬出来的老邻居，有些还是她在浙工大教过的学生，现在也是退休教师。
去年9月，鲍老师和其余47户年纪较大的居民被就近安置到了潮王人家小区，另有500户腾退撤离去了别处，在过渡期间政府会发放临时租房补贴。
鲍老师目前住在二楼，房子是两室一厅，采光和朝向都不错，面积也有91平方米，出门就有电梯，她时常乘坐电梯上楼去找她的学生们串门聊天，大家都生活得非常开心。
浙工新村的重建项目，预计2025年年底竣工，2026年就可以交付。从改造方案上来看，原先的14幢老楼房将由7幢11层的住宅小洋楼代替，不但全部安装上电梯，还建了地下车库，添加了绿化景观、公共设施等。环境变好了，居民们的居住条件水平也将大大提升。
“我这张老床，是搬过来就带着的，特别结实好用，等浙工新村建好了，我还要带着它再搬回去。”在卧室里，鲍老师拍着她的木板床乐呵呵地说。
“浙工新村的有机更新很具有借鉴意义。”2月21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徐林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说，浙工新村项目走出了“居民主体、拆改结合、资金平衡”的新路，改变了过去完全由政府推动的局面，形成“居民投入、政府补贴”的共建格局，使得居民、政府均获益：居民改善了居住环境、提升了房屋价值，政府也获得了城市面貌、品质的提升。
徐林认为，像浙工新村这种城市危旧房有机更新的情况以后还会广泛发生，有机更新将会代替房地产式开发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城市建设方式，与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势十分贴合，能够逐步推动城市品质的提升。他建议，未来此类更新可采用“居民委托、政府服务”模式，即居民达成一致、完成筹资，委托政府统筹方案设计、政策供给、申报审批、工程安排、全程监管等，使城市更新可持续。(法治日报记者 王春 通讯员 吕佳慧)